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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作者:罗本金 时间:2013/1/31 23:37:22 点击:5199 来源:中华邓氏族谱网

核心提示:孝感乡输入人口来自何处?有学者研究认为,“明代湖北鄂东接受了大量移民,其中80%为江西移民。”此外,湖北有民谣唱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麻城县孝感乡是移民中转地,而非输出地

孝感乡输入人口来自何处?有学者研究认为,“明代湖北鄂东接受了大量移民,其中80%为江西移民。”此外,湖北有民谣唱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麻城县孝感乡是移民中转地,而非输出地,因为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才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实的主要地区。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昕,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咆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此外,清乾隆《皱氏族谱》、光绪《邓氏宗谱》、宣统《黄安乡土志》及民国《彭氏族谱》等均有始祖自江西等地迁来麻城的记载。

同治10年版中江《戴氏宗谱·序》:“吾始祖自江西迁楚壤麻城县孝感乡。明初来蜀。”

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见风俗淳美,山川壮丽,遂采三山而居。”

泸县民国3年版的《王氏族谱·鼎泰公序》:“原籍汴梁,后携家游至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喜其风土,不二载,奉旨填籍四川,孝感乡人尽搬入四川。”

从郭氏族谱可以知道,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任鸿芦卿,谪守江西右庐陵。举家从山西汾阳迁往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延福乡,一直到郭子仪第二十六代孙郭弥都世居此地。因当时族繁人广,郭弥都于宋端平元年举家迁往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元末明初,弘治皇帝下诏移民。郭子仪第三十六代孙郭谟格由保甲推举,奉诏于明弘治二年弃湖入川。

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

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

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内江《张氏族谱》载:“大明宣德元年丙午岁,奉旨以江西填实湖广,遂尔奔楚,既居黄州府孝感乡……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广人稀,皇上诏以楚民填实西蜀……”

说明孝感乡不断有人口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康熙《麻城县志》提供的户口数也可以证明,从1391年至1412年时隔21年,仅增1户而人口减少1629人,说明这一阶段正是移民高峰,人口输出大于输入。至1492年后,人口有缓慢增长,此阶段人口输入(还包括人口自然增长数)大于输出,这足以说明人口的平衡状态。

不仅在明代,清代也接受了不少江西移民。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的诏书里也可以证实: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

曹树基先生的《中国移民史》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而实际上他们已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入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

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

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移民入川的形式,一是奉旨入川。

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

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

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

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麻城移民人数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

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湖广填川的最大始发地:麻城县孝感,宋元战争以后,在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四川的短短百年间,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蒙古人开历史倒车,废农业,兴牧业,在四川没什么作为,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约30万人。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动荡。元朝政府横征暴敛,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作为最低等的汉族更是民不聊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爆发了反抗元朝暴政的红巾起义,1351年前后,徐寿辉、刘福通、郭子兴等几路大军揭竿而起,割据地方,元大都不断派兵征剿,值得重视的是,元庭与徐寿辉的主战场就在湖北麻城县一带,而朱元璋与红巾军陈友谅部也在这里长期鏊战。

现在要问四川人的祖藉,多半会说是“麻城县孝感乡”,“言必称湖广”,纷纷说自己是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来,如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有研究指出四川人口中,80%是湖广移民后代,如果剔除世居四川的彝、羌、土家等少数民族,可以说现在的川渝两地汉人,很少有纯种的四川土著。

四川人口加上重庆人口超过一亿,难道就是一个乡迁出来的移民后裔?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邓经武、雷兵的结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邓经武曾经发表一篇文章《四川土著到哪里去了》,此文在网络中很广,文中就质疑麻城县孝感乡的真实性,他认为麻城县孝感乡可能是一个臆造的地名,湖北麻城和湖北孝感分属两地,借用武汉大学博导孙党伯教授的话说,两地相差“一帽子远”。

此时我们不禁要问:元庭征剿徐寿辉会不会与湖广填四川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所以我们有必要谈谈“麻城县孝感乡”这个历史地名。

最早关于麻城的记载是北宋时期王存的《元丰九域志》:“麻城,()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龟头山、永泰河。”据光绪年间成书的《麻城县志前编·疆域·乡镇》载:“麻城县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年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因此,孝感乡在明初即见记载,至成化八年(1472年)裁撤并入仙居乡。

周启志在《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中,引用《石柱厅乡土志》的话说:“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至明并无变化。

明代全国正式推行里甲编制的年份为洪武十四年,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正月)是月,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日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几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数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十户之外.而列入团后,名曰畸零。”显然里“甲”是个方便朝庭征收税赋、劳役所设立的单位,与人丁数密切相关,而与地域大小并无逻辑关系,因为有的甲人多地少,有的甲地广人稀。

四川泸州《王氏族谱》中发现了一个重要证据。该谱载有三世祖王仁义作于明景泰七年(1456)的序,在其中“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下注明“嘉靖中改为黄安县”。谱中另一篇序作于清康熙四年(1665),此谱虽刻于民国三年,但这条注至迟不会晚于康熙四年,也就是说离孝感乡划归黄安县最多才一百年,其正确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证明以上的推断是正确的。四川富顺县《郭氏族谱》在谱序中对祖居地“楚之麻城孝感乡”后夹注云:“孝感乡,嘉靖改为黄安县。”

综合以上所列举的资料,我们可以断定,麻城县孝感乡就在现在的红安县,许多学者也支持这种说法,如葛剑雄先生也认为“黄安县的东南部即原孝感乡地。”

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大夏政权据蜀

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

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许多族谱中称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前“奉旨入川”,然洪武五年(1372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权有过号召移民的“诏令”。

大夏是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于1363年在重庆建立的割据政权,明玉珍是随州人,农民战争爆发后他招集乡兵千余人参加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任元帅,并由巫峡引兵入蜀,攻克重庆,被授为陇蜀右丞。逐渐占有川蜀全境。当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的时候,明玉珍不服,自称陇蜀王。

明玉珍得到的四川是蒙古人留下的烂摊子,“无民可牧,难以设官”,他为了政权的稳固号召外省人入蜀,执行轻税薄徭的政策,租税“十取其一”,吸引了当时正处于战乱的湖广麻城县、孝感县一带乡民入蜀定居。鄂东是红巾军根据地,也是明玉珍及其部将的老家,老乡要跟着老乡闯天下也在情理之中;明玉珍的老乡们为避战乱亦愿迁徙四川,张学君、张莉红的《从古今移民潮看巴蜀文化的开放性》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后,湖北战乱不休,大量湖广人,特别是麻城孝感人陆续迁川”,据曹树基先生研究,“粗略估计,明氏军人、家属以及他们招募的移民可能有40万,移民人口接近或超过四川原有的土著”。

1371年,朱元璋派汤和、傅友德灭夏,明玉珍之子明升投降,被送往高丽安置,当时,据明朝户部统计,四川民户总共八万四千余户,说明明玉珍治蜀是功不可没的。

据《重庆晨报》报道,江津幸贤元先生向湖广填四川博物馆捐赠的一套清代道光十年修编的家谱上,记载了幸氏祖先率族人从江西迁到湖北麻城孝感。后徐寿辉起义,为避战乱,举家迁入江津,“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见风俗淳美,山川壮丽,遂采三山而居。”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光绪10年资中版《徐氏族谱·总序》:“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

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这些都从侧面证实了明玉珍开创了湖广向四川移民之先河。

第二次移民:明朝时期的移民政策

朱元璋收复四川后,继续明玉珍的政策、向四川移民。朝庭的组织,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6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

这一历史见诸当时族谱记载的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内江县杨家场《周氏族谱·修谱自序》云: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插入川。我明器祖、雷氏、戴氏,遂偕至戚雷华振、周氏由麻城孝感偶行入川,落业内江东乡百世镇。

内江《周氏族谱》:“洪武出治,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令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

江北县曹氏族谱记载“初祖兴王公,湖北黄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

咸丰《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

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

咸丰年间编撰的仁寿县《戴氏族谱·序》:“我始祖保什公、妣谭氏,明太祖时自麻城孝感乡来川,迁于仁邑回龙场戴家山。”

既然孝感乡频频撤并,我们再探究孝感乡为什么要撤并的问题。据光绪《麻城县志》卷三、卷十统计,麻城县在明前中期人丁呈下降趋势,麻城县在洪武二十四年在册130里,15809户 ,每里平均122户。据《麻城县志?前编》统计,成化年间为94里,至嘉靖年间仅74里。由于人丁减少,裁地僻人稀的孝感乡并入仙居乡是必然的选择。仙居乡位于县西,孝感乡既然是因为户口少才初并掉的,就不可能更靠近县城,而应该在仙居乡的西部。

康熙《麻城县志》记载,成化八年亭川乡由25里并为24里;太平、仙居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说明两乡为麻城人口主要输出地。而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就包括有原孝感乡的里数,即使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明初全县130里,当时社会相对安定,人口本该有较快增长,但80多年后,到了成化八年,反而减少了36里,近4000户,占原户数的近28%,这种现象只能用移民才解释得通。

民国《泸县志 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并且成效是显著的,从明玉珍时的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

张学君、张莉红的《从古今移民潮看巴蜀文化的开放性》一文用1371年到1393年四川的两次户籍、人口统计数据,说明在22年的历程中,四川户籍增加44%,人口增加56%,从而“由此推测出明初有30万左右的移民规模是大致不差的”,“出现了移民数量高于土著数量50%以上的情况”。

第二次人口锐减:明末农民起好景不长,明朝末年,四川境内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据《明通鉴》记,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闯五李自成人川,攻下三十多个州、县,占据当时大半个四川。次年,明将洪承畴又重新杀回四川。清顺冶元年张献忠攻入成都。次年,官军王应熊回军围剿张献忠,张献忠出逃。这四股部队在四川的战斗,涂炭生灵,民不聊生,很多人逃往贵州云南山林避难,据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张献忠入川时,幸氏一族又迁往贵州桐梓一带躲避战乱。直到清初局势稳定后,全族才重新迁回江津。当然也有从此定居在云贵,从此不再返回四川的农民。

民众出逃多是由于张献忠部不亲民有关,据载,张献忠率部出逃时,“遍杀川中百姓,将金银沉入江中,将宫室焚毁,大火数月不灭。”这样的说法突显张献忠残暴不仁,与百姓传说中的张献忠仇视四川人而屠杀百姓正好相符,川人在被问及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八大王剿四川”、“张献忠屠四川”。

清初文人大都认为张献忠是主凶,《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样的情景在成都是不多见的,人们记忆中的成都是何等繁华热闹啊,怎么会跟老虎和人吃人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呢。

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描述其杀人不眨眼的恶行,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 “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靠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清史稿》卷120载: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孑遗者百无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遗”。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四川通志》总结当时的情景说:“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

清初文人多半有地主阶级的背景,而建国后的学者却较多地同情农民起义,我倒觉得研究历史事实应该跳出阶级立场,还原历史真像,哪怕是推测和猜想,也不应该掺入主观因系,比如鲁迅先生就是榜样,他在《晨凉漫笔》中分析张献忠疯狂杀人的动机时说“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已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有百姓的,他要杀之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

鲁迅先生一连用了几个杀字,使我想到了广为人知的《七杀碑》,也就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保存在成都少城民众教育陈列馆中的七杀碑已经残缺,字迹无法辨认,但可以肯定的是,碑文并没有“杀”字或者“杀”字残存的笔画,而有“与”“思”“量”三个字的残存笔画,还有一个完整的“自”。

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了一块与《七杀碑》相似的石碑,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所以,清政府长期禁止人民接触和研究所谓的《七杀碑》,然后编造了《七杀碑》的谎言,目的是为了把造成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归究于张献忠。战争本来就是一部绞肉机,千万老百姓在他的面前化为血水,染红了成功者的顶戴花翎,而失败者就自然要承受杀人的罪孽。以《七杀碑》来证明张献忠屠杀百姓是不可靠的。

清政府认定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正史对此也多有记载,朝庭委派征剿四川的主帅是李国英,他出于战事所需,他派遣军营中的幕僚刘达到西北购买战马。刘达到达西北购买战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当他兴冲冲地带着一批战马返回四川时,沿途的情景令他惊疑不已。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这是刘达途经家乡四川阆中时的亲眼所见,短短一个月的残酷战事已将他原有的记忆完全颠覆了。

刘达的这段话写于清初顺治十五年,正是大西政权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特殊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将盆地中的许多城镇夷为平地,原有的居民大半死于战事,侥幸逃生的人都隐藏到荒山僻野和贵州、云南,苟且偷生。

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不能不谈到张献忠的“新营”。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张献忠在麻城收57千人,别立一军为“新营选勇”,这支新营随张献忠进川。张献忠败后,这些来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这类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乡人中所占比例甚大。

第三次移民大潮:清初的移民政策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

有人称清代初年四川巡抚在阆中办公,其原因就是由于那时的四川腹地“民无遗类,地尽抛荒”。这种说法也太牵强,据《阆中县志》记载:“顺治九年壬辰,全川未靖,补行辛卯科乡试,围设保宁府。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在保宁,至康熙二年癸卯,始移成都。

在“官虽设而无民可冶,地已荒而无赋可征”的情况下,因此,满清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在湖北荆州特设“四川湖广总督”,专门办理向川移民事宜。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主管移民的官员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除了武装押运外,还大肆宣传川内地广人稀,去者可任意圈地为界,据为己有。这对于很多无地的农民来说,无疑是具有莫大吸引力的。如康熙十年(1671年)下诏“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并开垦者,准其入籍……应准其子弟一体考试”;康熙五十一年(1772年)“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每丁给农田30亩或旱田50亩,五年内免征税粮。雍正年间下诏“凡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批准入川垦户“每户给银十二两”用作安家费。”

余万启老人捐献给湖广填四川的家谱中,也明确记载1716年,即康熙55年,其祖辈从广东乳源县搬迁至四川临水县。

《广安州新志》:“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入川移民以湖广人为主,赣、粤较多,福建较少。据统计福建入川民众仅占移民总数的不及5%。咸丰《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清早期的移民以湖广人士为主,麻城、孝感乡民也成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有资料介绍,“仅清初的几十年间,麻城西迁入川者即达170万。后来又有江西、广东、福建、陕西等地的人加入。《大邑乡土志》:“全资二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又如《合川县志》所载清初麻城籍乡民迁入计17户,仍占同期各地迁入移民数之首。清代的‘湖广填四川’,主要是指麻城人和湖南部分人口”。 可见在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对重建四川的贡献不在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前后持续长达百余年。这些移民构成新的一批四川人,现在川内一些相对比较偏僻、传统的地方,不少家庭成员中互相称呼时,至今仍保持着外省老家的叫法,有的地方还保留着祖藉地的风俗习惯。

康熙51年的时候,绵竹县令陆箕永在《绵州竹枝词十二首》中描绘了清初川内的破败情景和这次移民的规模: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几处青林茅作屋,相离一坝即比邻。富庶的成都平原邻居相离一里之远,贫嵴的垫江五里才找得到近邻也算正常,丝毫没有夸张,在一些偏远的山区,我们可以想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恐怖景象。

到了清代中期,《成都竹枝词》这样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而《旌阳竹枝词》通过当地方言杂乱的状况,侧面描述了这一史实: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楚歌那得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在四川达州,有清朝道光年间文人王正谊作的一首诗写道: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可见当时的成都附近、旌阳、达州等地处于各地移民杂居的状态,呈现出远超康熙后期的繁荣景象。

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第二任主办移民填川的“四川湖广总督”因移民垦荒有功,被清廷加封为兵部尚书。我们从嘉庆年间的《四川通志》户口统计,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四川人口净增2516491人,其中约80%是外省移民,即74年中移民总数为201.3万,每年以2.7万人速度移民。清初久经战乱的四川,仅残存不到60万人口,经大规模移民,1812年人口已达2200万,这是湖广填四川数百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四川人口、民族、文化、风俗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都是四川移民的后裔,还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还有罗瑞卿、郭沫若、巴金、张大千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背井离乡、跋山涉水来到四川,开发建设四川,为四川的发展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碑。非常巧合的是,原麻城县孝感乡管辖范围就在现在的革命老区红安县,红安县走出来董必武、李先念主席和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名人民军队将领,被誉为将军县,四川省和红安县都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很多清初迁往四川的移民并不是麻城县,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与前两次相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次迁徒是一次朝庭主导下的政府行为,移民是受政府强制迁徒者居多,二是移民来自全国各地,移民后裔多半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祖藉,比如朱德,他祖藉广东,并没有人云亦云地冒藉麻城县孝感乡。同样,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而据邓垦说,邓小平的祖来自湖北。

四川土著也有冒充移民的情况

1948年,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写道,“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据张经武查阅《汤氏族谱》发现,艾芜的汤氏家族在1698年入川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表示:“当然要依照族谱的说法。”可见现代四川人由于时间久远,对于数百年前的历史印象模糊,难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这就出现了其他省藉的移民冒充湖广移民,据清末《成都通览》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虽然湖广移民占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毕竟还是少数。

这个数据大致可以推测到四川全境的移民构成,也就是说,第三次大规模移民的藉贯是比较确切可查考的,无法查考的主要是明末清初之前的余民60万人,这些人里有面土著、有很多麻城移民,也有少数其他地方的移民,这里面就有许多冒藉的情况。在明末清初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之前,一是麻城县移民统统自称来自孝感乡。

二是湖北省与麻城近临的孝感县冒藉麻城县孝感乡,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这40万人中既有麻城人,也有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误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为“湖北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

其三,是成化八年孝感乡撤消以后,来自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祖籍孝感乡;

其四,外地移民和四川土著冒籍麻城移民。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人。也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求自庇”。曹树基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民国〈云阳县志〉所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的例子,然后说:“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实际上就是肯定向氏属冒籍之列。但此论也略显武断,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事实,但他们可以先迁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迁到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说的“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的时间很短既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族后再迁移。”麻诚向氏正是后一种情况。

在清代实施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中,朝庭对移民的政策是相当优厚的,如插标占田,发放耕牛等,很多土著为了占有良田和获得政府的补助,必然要冒藉移民,而明末清初之前,麻城移民占绝大部份比例,因此冒藉麻城县孝感乡最安全,这只是一种推断,还要进一步考证。

罗氏世本

第一卷 纪源篇

不管我们身在何方,漂泊多远,也不管我们是富贵还是贫贱,但谁都想知道:我们的先祖是谁,我们的姓氏起源于何时何地?这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同化力以及认同感。罗姓由一个网鸟为生的部落繁衍到名列全国第21位的大姓(人口约1000多万,约占当代汉族人口的0.86%),你会惊叹于罗姓的源远流长,为自已姓罗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关于罗字“罗”字是一个会意字,繁体写法是“羅”,小篆写法是“罟”。在甲骨文中,字形很象拿着网罟鸟的样子,正如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的:“以丝罟鸟,从网从维。”网中除鸟(隹)外,还添有丝(糸),表示捕鸟的网是用丝等纤维编织成的。“罗”字的本义是捕鸟的网。《尔雅•释器》在解释网的种类和名称时说:“鸟罟,谓之罗。”《十三经注疏》中作疏:“鸟飞,张网以罗之。”《韩非子•难三》说:“以天下之罗,则雀不失矣。”我们常用的成语“天罗地网”便出自于此。

后来“罗”字引申为“搜罗”或“招致”,还被用来指轻软的丝织品。

二、发祥之地河南罗山县,北接中原,南濒楚湘,俗称楚头豫尾。淮河水从北部穿境而过,大别山横亘于南,地处我国南北分界线上,气候潮湿多雨,水草丰美,候鸟迁徙途中多栖息于此。相传夏商时期,一个以织网捕鸟为生的罗部落在此生息,这便是罗姓的最初先民。他们在山林之中,淮水之畔,张开简陋的网,捕飞鸟为食。他们捕鸟的一带浅山,就得名罗山,后来的罗部落、罗子国、罗姓即因此而得名,罗山县也因此成了罗姓的发祥地。罗部落活动的范围,有可能到达今湖北罗田县。罗田与罗山相距不远,中隔大别山脉,正是鸟类密集的地方,自然成了罗人围猎鸟兽的理想之地,罗田也因此而得名。罗山是有灵的,她系着罗姓人的根脉;罗姓人是有福的,我们拥有淡逸秀雅的罗山。

三、避难西迁到了商代中叶(约公元前13世纪),殷高宗武丁等历代君王,大肆征伐属于夏朝残余势力范围的楚、罗、卢等国,罗因人少势薄,无力抵挡,生存艰难,不得已随楚部落西迁,以维系这个家庭的命脉。当楚迁至今陕西渭水流域的荆山、楚水时,部落改称荆楚,罗人也迁到楚的北面的今甘肃正宁县东、南之罗山、罗水一带,北邻周部落分阝地(今陕西彬县),因同属于夏族体系,所以联合抗殷。

四、受封立国周武王三年(约公元前1010年),黄帝六十七世、祝融氏六十一世孙匡正(郐)公,佐周征南有功,晋升子爵,封安面罗国公,遂以封地立罗子国,与随、郧、鄢、绞、楚等同为周初七十二诸侯国。因郐公先祖是张网捕鸟兽的罗部落,周王朝仍让其子孙沿袭“鸟正”职,授“大罗氏”官衔,继续执行结网捕捉鸟雀,驯养猛兽家禽。

罗国建国后,族人诚实厚道,子民在属地筑巢安家,生息于斯,男耕女织,兢兢业业,敦实家风,尽忠奉国。从周武王三年一世匡正公传至周宣王十一年十五世彦一公,子袭父爵,守家护国,世代相承。在208年长时间的安定环境中繁衍与开拓,罗国遂渐繁荣和发展,并与邻邦和睦相处。举国上下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五、被迫南徙后来,罗氏因故失宠,不断遭到周王朝的压迫,生计日渐艰难,只好再次越过秦岭,沿着淅水向南流徙,当楚迁至淅川之丹阳时,罗人也沿汉水南下至今湖北荆山西北的房县,渐次成为楚的属国。若干年后,罗子国民又走出山林向东,迁到今宜城县西二十里,建罗川城,这里地域平坦,土质肥沃,为从事农业之优越环境,从此,罗人由游牧经济形式转向农业经济形式。

六、胜楚罹祸春秋时间,时值诸侯争霸的混战年代,邻邦楚国日渐强大,野心勃勃,向外扩张,侵略邻国。公元前704年,楚君熊通自立为王,向汉水以东、以北扩展势力,罗子国首当其冲,常受楚国的侵凌,不堪其辱,伺机抗争。楚武王四十一年(公元前700年),楚伐绞国,罗国欲乘机袭击,罗大夫伯喜受命到彭水(今河南昌魏县)去多次巡视,准备出击。被楚人发现,慑于强楚声威,不敢妄生干戈而中止,楚国得悉此情,大为震怒,第二年,兴兵伐罗。由于楚将屈瑕刚愎自用,骄矜轻罗,为尽早攻克罗国,督军尽快渡过鄢水,以致军容凌乱,罗部精诚团结,奋勇杀敌,并联合邓国、卢国背后偷袭,一举大败楚兵,楚军主将屈瑕也自缢于荒谷。有诗为证:“肚略勇骁楚屈瑕,征郧伐绞事堪夸。奈何不慎罗侯战,空使功名丧谷涯。”此战统师大败楚军的主帅是罗国十六世祖班公。此后楚军多次侵略罗国,致使国不宁、民不安,在抵抗外强侵略中艰难渡过。初胜强楚的罗国滋生骄傲情绪,不思励精图治,盲目乐观,同时用人不当,以致众叛亲离。历八年,楚再次伐罗而并罗国。

  七、国灭流亡罗子国灭亡后,楚武王为避免在北进时遭到其遗民的干扰,并满足修筑楚都丹阳城大批劳动力之需要,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从宜城裹胁至丹阳附近之枝江(今湖北省枝江县),置于直接控制之下。
  
公元前689年楚文王立,翌年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借口罗子国遗民集居枝江,逼近郢都,危及楚的安全。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再次将他们从枝江迁至今湖南汨罗、平江县一带。《大明一统志》载:“平江县在府城(岳州)南二百四十里,本春秋罗国地。”今汨罗江南岸、汨罗县西北八里之屈原农场蚕桑场,至今尚有断续的古城垣和护城河遗迹,经考证为古罗国城遗址。楚国欺凌弱国的所作所为,固然为仁人所不耻,然而对于罗姓家族的发展而言,当年的亡国噩运,又何尝不可以视为因祸得福呢?自此,罗氏子孙一直恪守忠厚敦实的家风,忍辱负重,四处流亡,寻求安身立命之所,世代辗转迁徙,后嗣遍及祖国各地,甚至远及国外,卓然成为中华民族中声名远播的大家族!

八、复国之梦亡国后,罗国的后裔好几代都隐逸于山林之中,经过廿五世苍、廿六世乱、廿七世利达、廿八世秀扬、廿九世学、三十世程政,一直都默默无闻。卅一世凌甫公(复国一世),讳乘,是一位很有志气的人,他深恨罗国被楚国所灭,焦思苦虑,审时度势,不懈努力,终于获得秦王的器重。周显王三年,即公元前366年,因有功于秦,秦王决定把陇西之地封赐于他。但他一方面婉言谢绝,另一方面,却恳请秦王派兵助他复国。在秦国大军的帮助下,他很快达成了复国的心愿,把宜城从楚国手中抢回来。

复国后,凌甫公紧接着开展建国工作。首先,他认为宜城位处偏僻山中,不适合作为国都,于是,他当机立断,毅然把罗国都城南迁到枝江(今湖北省枝江县)。完成了迁都工作,凌甫公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时,他看到罗氏宗人散徙各地,不知所出,就追溯源流,取上祖祝融居火正,匡正封宜城,以国为姓,历世源流,缉为家谱,传诸于后。罗氏之有谱自此始也,于今也有两千多年了。卒于周显王廿八年(公元前372),享寿九十七,陵墓就在枝江城北。罗氏后裔为缅怀先祖功德与故国情怀,才开始“以国为。

九、小记

经常说参天之木,必有其根;奔腾之水,必有其源;人之有祖,亦犹是焉!罗氏的根在古柏苍郁的罗山之巅;罗氏的源在浩荡嵘洄的罗水之端。罗氏的远祖吴回,历夏商周,由姬姓衍生成妘姓,罗氏初祖匡正,历经西周、东周、春秋,而封“罗”国,罗姓至少有4000多年的历史,就算至春秋中叶灭国,罗姓正式使用也有2700多年的历史。

其源可谓深也,广耶!今国内地名带罗者,如罗川、罗山、罗水、罗田、罗江、罗庄等比比皆是,罗氏当年流徙面之广可以推断,凄苦悲怆之景可以想见。而罗氏披荆斩棘,在艰难中顽强拼搏,求生存、图发展之壮举,更为当今的后嗣所景仰。

罗氏入川源流概述

明末清初,地主阶级疯狂镇压农民起义,张献忠掌握四川时又滥杀无辜,人祸加天灾,使四川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清廷平定四川后,为了巩固政权清廷鼓励移民,制订优惠政策,给予一定奖励。政府给内迁者发“路条”(即移民证),指令沿途地方当局要给予方便;康熙年间诏命农民迁往开辟垦殖,这是清代有名的一次大迁徙,所谓:“移湖广,填四川。”由于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移民人川的措施,使原来居住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六省的罗氏先民,大量迁入四川开荒定居。根据赣、湘、闽、粤《罗氏族谱》记载,每个支派都有人迁入四川,多至几百人,少则几十人,从各地《罗氏族谱》记载看,罗氏先民迁入四川后,分布较广,主要集中在四川盘地。四川人都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这已经成为定论。但族谱记载几乎都是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后裔。湖北确有麻城县,但该县绝无孝感乡,倒是很远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孝感县。其实麻城孝感是清朝政府在此驻员集中办理移民,麻城孝感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清初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罗氏因此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四川成为全国罗氏第一大省。

川渝罗氏,支系繁多。随着时代的迁衍,有的支系多次分支,有的支系交错杂居,个别支系相互融合。《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 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与此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湖南罗氏源流概述

追本溯源

来源:罗氏通谱网 作者:罗志钧、罗耀光;查对:罗本金

罗姓人进入湖南,已是两千多年了。罗姓源出祝融,繁衍生息而五千年。据姓氏典籍、早期罗氏史料及有关专家论述,一支罗氏先民曾是捕鸟部落,属荆楚一支,发祥于大别山的河南罗山和湖北水;后周武王灭商,罗氏先民有功,封为子爵,封地在湖北宜城,成为周的属国——罗子国;后被楚并。失国后,罗子国遗民以国为氏。楚国从丹阳迁都于郢(今荆州西北),迫罗氏从宜城南迁枝江,主族人凌甫公,后又再迁湖南汨罗。从此,便在湖南生根、发迹。

公元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汨罗江南岸,汨罗县城西北8里处的河市,即屈原农场的蚕桑场内,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罗县故城遗址,城垣490×400m),还有许多历史文物和墓葬。在今汨罗城里,很多商家挂着“罗城”的字号,是这座古城的鲜明印记。

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封建。昔时罗国领地,置为罗县,隶属长沙。公元1978年长沙近郊出土西汉印章“罗长之印”,是汉代罗姓人行使权力的象征。

据《罗氏族谱》载,凌甫公的10世孙罗君用,是古罗县人,为黔中郡铁官,督运官铁,溺死洞庭;遗子罗珠,从灌婴,筑豫章城,定居江西,威望极高。从这以后,由罗国故地---长沙走出的罗姓人,便在江西那块大地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代湖南人梁国相罗怀,以及交州剌史罗宏,是公认的古代罗氏代表人物。晋代耒阳人罗含,才华横溢,清廉称著,有“湘中琳琅”,“荆楚之材”和“江左之秀”诸雅号,官至廷尉、长沙相。1700年来,罗含子孙,派衍省内外许多地区。在唐代,尤其是晚唐,湖南罗姓人登上高级军政舞台的,首推长沙罗弘信。他曾任魏博节度使,同平章事,临清王,长沙郡王。其子罗绍威,袭父爵,授魏博节度使,封邺王。惜于34岁英年早逝。他的次子罗周翰袭父位,正授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傅。从弘信丶绍威到周翰,接连三代担任朝廷重臣,如同相国,为罗氏历史上绝无仅有。近代衡东人高级将领罗荣桓,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帅,成为罗姓人特别是湖南罗姓人的荣光。

因湖南早为罗国故地,罗姓人乃湖南大族,罗姓人口众多,仅次于四川、广东而成为全国罗姓第三大省。湖南历代罗姓人勤劳奋发,耕读为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为湖南乃至全国的开拓、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涉及湖南88个县(市)中的81个县的具体世系,达全省90%以上的地域。据悉花垣、保靖、临澧,都有聚居的罗氏支系,但无从找到他们的谱牒文字;还有澧县、凤凰、会同、新晃等县,则完全没有找到他们的罗氏世系资料,这便无法分别叙述了。已经涉及的县(市),虽然写到一个或几个世系,因资料所限而难免挂一漏万,未能全部写出他们古往今来的状况,特别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时代,所作的杰出贡献,未能将每一个罗氏世系的基祖肇基创业、一往无前的光辉历史写出。本文有所缺憾,可笔者并无遗憾,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信息的发展,相信今后必有湖南罗氏的能人志士,写出更为完整而又详尽的《湖南罗氏源流概述》。

注:本文根据隆回罗德华、常德罗大遵、汝城罗有谋、岳阳罗兰祥、茶陵罗良贤、邵东罗检和、新化罗海清、浏阳罗云富、湘乡罗厚德、祁东罗建之、桃源罗谷云、娄底罗建平、攸县罗泽贤、桂阳罗辅佳、双峰罗绍志、四川罗楚帆、安仁罗章生、醴陵罗星竹、邵东罗志中等提供资料,并引用罗顺成、罗运其《湖南罗氏源流》,以及有关史志谱牒文书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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