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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书与姓氏学

作者:轶名 时间:2018/4/14 点击:55 来源:网络

核心提示:当代姓氏研究者的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而只有把中华姓氏的研究和它的边缘科学结合起来,采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才有可能为中华姓氏学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随着姓氏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一些文献中开始出现谈论姓氏的内容,姓氏之学逐渐兴起。先秦时的《左传》、《国语》及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等书,都涉及到一些姓氏起源问题,但最早系统记载姓氏来源的典籍,当首推由战国时史官所撰的《世本》。《世本》记黄帝迄春秋时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邑)、作(制作)等内容,是先秦重要史籍之一。司马迁的名著《史记》,曾采摭它的资料,两汉学者如班固、刘向、王充、郑玄、赵岐诸人,亦多所称引。此书在唐代因避李世民名讳曾改称《系本》,且已有残缺,至宋末散佚,但犹有传者。清代中叶以后,辑佚之风大盛,从事《世本》纂集工作的,不下十余家,留存下来的共有八种,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世本八种》。这八种大体按时间先后排列为:王谟辑本,孙冯翼辑本,陈其荣补订孙本,秦嘉谟辑补本,张澍萃集补注本,雷学淇辑本,茆泮林辑本,王梓材撰本(《世本集览》)。其中,王梓材撰本意在创作,不欲恢复《世本》之旧观,而且正文未刊,属于另外一个类型。其余七种,篇目大致相同,以秦本最为赅备;引书之谨严,以茆本为最,雷本次之;成书最早的是王谟本,孙本成书亦早;陈本只对孙之芜杂稍加整理,增补无多;各本中较为逊色的是张澍本。《世本》中的《氏姓篇》,是后世研究姓氏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汉代,中华姓氏体系已基本上确立,姓氏被列入学者的议题,并有专着问世。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急就篇》,也称《急就章》,为蒙童识字课本,共2016字,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成三言、四言、七言韵语,开头六句是:“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熹。请道其章。”接着是叙述姓名的正文,为三言诗形式:

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

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

戴护郡,景君明。董奉德,桓贤良。

任逢时,侯仲郎。由广国,荣惠常。

乌承禄,令狐横。朱交便,孔何伤。

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

伊婴齐,翟回庆。毕稚季,昭小兄。

柳尧舜,乐禹汤。淳于登,费通光。

柘温舒,路政阳。霍圣宫,颜文章。

管财历,偏吕张。鲁贺喜,观宜王。

程忠信,吴仲皇。许终古,贾友仓。

陈元始,韩魏唐。液容调,柏杜杨。

曹富贵,尹李桑。萧彭祖,屈宗谈。

樊爱君,崔孝让。姚得赐,燕楚庄。

薛胜客,聂干将。求男弟,过说长。

祝恭敬,审母妨。庞赏赣,来士梁。

成博好,范建羌。阎欢欣,宁可忘。

苟贞夫,苗涉臧。田细儿,谢内黄。

柴桂林,温直衡。奚骄叔,邴胜箱。

雍宏敞,刘若芳。毛遗羽,马牛羊。

尚次倩,丘则刚。阴宾上,翠鸳鸯。

庶霸遂,万段卿。冷幼功,武初昌。

褚回池,兰伟房。减罢军,桥窦阳。

原辅辐,宣弃奴。殷满息,充申屠。

夏修侠,公孙都。慈仁他,郭破胡。

虞尊偃,宪义渠。蔡游威,左地余。

谭平定,孟伯徐。葛轗轲,敦倚苏。

耿潘扈,焦灭胡。晏奇能,邢丽奢。

邵守实,宰安期。侠却敌,代焉于。

司马褒,尚自于。陶熊罴,解莫如。

乐欣谐,童扶疏。痛无忌,向夷吾。

闳并欣,竺谏朝。续曾纪,遗失余。

姓名讫,请言物。

在这134句三言诗中,除最后两句是告诉读者写姓名的内容已经完结、下面要转入“言物”外,其余都是写人的姓、名或字的。每句三字中,有的首字为姓,二三字为名字;有的前二字为复姓,后一字为名;有的三字都是姓;有的含糊不清,难以辨别是名还是姓。粗略计算,大约列举有二百多个姓。虽未叙述这些姓氏的来源,但却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常用姓氏的资料。东汉初年,班固等人编撰的《白虎通义》,记载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经学辩论的结果,其中专门讨论了姓氏问题,但没有列举当时的姓氏数。东汉末年,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和应劭的《风俗通义·姓氏》篇,都收录了当时的数百个姓氏,并简要地叙述了其来源;同时,对姓氏起源理论有所发展,而且两书的提法基本一致。在此之前,春秋时的《左传》记述姓氏来源有五种,即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所云:“左氏所明者,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谥、以官、以邑五者而已。”王符、应劭将姓氏来源扩大为九种,即: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选用官员非常讲究家庭出身,必须查考家乘谱牒,因而姓氏族谱和家谱成为地主官僚保持门阀的工具,与姓氏专著并行于世。晋代,傅余頠撰有《复姓录》,贾弼撰有《姓氏簿状》。南朝时,宋何承天撰有《姓苑》,齐王俭撰有《姓谱》,梁王僧孺撰有《百家谱》,徐勉撰有《百官谱》。北齐魏收撰有《魏书·官氏志》。

唐朝初年,太宗李世民意欲造成以唐宗室和亲近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统治,于是命大臣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孤德棻等人编撰《氏族志》。为此,高士廉等人在全国范围广泛收集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伪,考证世系,于贞观八年(634年)将所得85郡398姓的资料写成《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上奏唐太宗,经批准后作为修志的依据。贞观十二年书成,又按照李世民的指示进行了一番修改,定名为《大唐氏族志》,共100卷,列293姓、1651家,将士族姓氏等级定为上上至下下共9等,从而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的统治集团。由于官方提倡,姓氏之学盛行,姓氏著作接连不断出现,如柳冲著有《大唐姓系录》,韦述著有《开元谱》,柳芳著有《永泰谱》,张九龄著有《姓源韵谱》,李林甫著有《天下郡望姓氏族谱》,林宝著有《元和姓纂》,颜师古为史游的《急就篇》作注等。《元和姓纂》以撰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而得名,内容先列皇族李氏,余依唐韵二百六部排列各姓,每韵之内,以大姓为首,每姓各载其来历和各家谱系。据作者自序称,是奉相国赵公之命,“因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凡二十旬,纂成十卷”,可见作者在论述姓氏时是经过了一番考证的。此书共收1520姓,是我国中古时期一部重要的姓氏学专著,对后世颇有影响,如南宋郑樵作《氏族略》、邓名世作《古今姓氏书辨证》均曾援引其文。原书在宋代已有散佚,今本系清人孙星衍、洪莹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的。

从宋代开始,研究姓氏的人越来越多,姓氏著作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对姓氏理论有新的发展。宋初问世的蒙学课本《百家姓》,以集姓氏编成四言韵语,其数有百而得名,通行本共472字,虽无文理,但因便于诵读,流传千年而不衰。书无编者姓氏。据宋人王明清《玉照新志》载:“如市井所印《百家姓》,明清(即作者)尝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指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末代王钱俶)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指吴越国开国王钱镠)而下后妃。”南宋郑樵综合历代史料编着的《通志》,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成,其中的《氏族略》为作者用力之作,也是本书的精华。《氏族略》共收录汉族及少数民族姓氏2368个,比《元和姓纂》多848个,创姓氏书收录姓氏数之最;同时,系统地论述了姓氏的发展、演变,总结了历代姓氏书的得失,并对姓氏来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郑樵认为,南宋以前的姓氏书,大概有三种:一是论地望,以贵贱为主;一是论声,按韵分类;一是论字,以偏旁为主。然而,“贵贱升沉,何常之有?安得专主地望;以偏旁为主者,可以为字书;以四声为主者,可以为韵书,此皆无与于姓氏”。所以,他提出新的理论,并明确地将“得姓受氏者”分为32类,即: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以地为氏,以姓为氏,以字为氏,以名为氏,以次为氏,以族为氏,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凶德为氏,以吉德为氏,以技为氏,以事为氏,以谥为氏,以爵系为氏,以国系为氏,以族系为氏,以名氏为氏,以国爵为氏,以邑系为氏,以官名为氏,以邑谥为氏,以谥氏为氏,以爵谥为氏,代北复姓,关西复姓,诸方复姓,代北三字姓,代北四字姓。这样分类,尽管显见偏于繁琐,且有不少生涩难懂之处,但毕竟是发展了前人的理论,对后世的研究者也颇有参考价值。与郑樵同一时代有个邓名世,潜心研究经史,留意姓氏之学,于北宋末开始撰写《古今姓氏书辨证》,并由其子邓椿于南宋绍兴中期补成。此书共收录姓氏2101个,以《左传》、《国语》所见姓氏为主,按诗韵分部,于《风俗通义》以下有关姓氏的著作,取其长而辨其舛误;又以宋代《熙宁姓纂》和《宋百官公卿家谱》二书互为参校,证辩颇为详明,是考证古今姓氏的专着,被评者称为“参订得失,无一字无来处”。原书久佚,今本系清乾隆时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代的姓氏专著还有:北宋邵思的《姓解》,用文字偏旁分类法,分170门,收录2568姓;《宋史·艺文志》史部谱牒类着录《千姓编》一卷,以撮取千姓而得名,卷末云“嘉佑八年(1063年),采真子记”;北宋孔宗翰修《阙里世系》(“阙里”指孔子故里,“世系”指家族世代相承的系统)一卷;北宋吴达老撰《帝王系谱》一卷,内容自汉迄五代后周显德年间,每代皆有简要评语;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永邦先撰《群史姓纂韵谱》六卷,录史书中姓氏,注明出处;南宋绍兴末年由丁维皋所撰《皇朝百族谱》四卷,收录123姓,详列其源流;南宋嘉定己巳(1209年)由章定所撰《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六十卷,列1189姓(其中单姓1121,复姓68),按韵排纂,先叙述源流,再列历代名人言行,记述颇详;南宋王应麟所撰《姓氏急就篇》,仿西汉史游《急就篇》体,将姓氏连贯成章,以便记诵。其它一些书中,也有许多关于姓氏方面的内容,例如:太平兴国年间(976年到983年)由乐史编著的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于若干州下记有郡姓和郡望,共列75郡、358姓;成书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由陈彭年、邱雍等人奉诏重修的韵书《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在许多字的注解中,列举有姓氏的起源及郡望资料;由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撰,成书于嘉佑五年(1060年)的《新唐书》,在《宗室世系》及《宰相世系》中,论述了皇族李氏及98姓宰相、两姓“三公”的姓氏来源及世系;南宋罗泌所著论述我国传说时期史事的《路史》,有不少内容涉及到姓氏起源。

元代的姓氏书,主要有二:一是陈元靓编撰的《蒙古新字百家姓》,所用蒙古字,是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国师八思巴所造之国书,即当时的蒙古新字;一是《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二十二卷,无编撰人名氏,以天干十字分集,每集二卷,依《广韵》次第以四声分隶各姓,末二卷为复姓,每姓俱引史传人物,摘叙大略,有的于姓末别附女德、婚姻等故事.。

明初洪武年间,吴沈等据户部黄册等所编的《皇明千家姓》,以朱姓居首,四字一句,约为韵语,共收姓1968个,推广一时,但没有留传下来。杨信民所撰《姓源珠玑》六卷,约成书于明宣德、正统年间,以洪武正韵分隶诸姓,各系古之名人于姓下。嘉靖进士陈士元,撰《姓汇》四卷,收2500余姓;后又泛采史牒姓氏,依韵目编次,共收单姓、复姓3625个,撰成《姓觽》十卷。他认为姓氏诸说,纷如乱麻,非觽(音xī,古代用骨头制的解绳结的椎子)不能解结,故名《姓觽》。嘉靖年间,杨慎撰有《希姓录》;万历举人夏树芳,因见杨慎《希姓录》,“少所见多所怪,乃广其书”,编撰《奇姓通明》十四卷,搜录忠孝节义、洁行芳迹之奇人奇事,传以姓之不常见者。明万历中由凌迪知辑撰的类书《万姓统谱》,全称《古今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卷,附《历代帝王姓系统谱》六卷,《氏族博考》十四卷;以古今姓氏分韵排列,每姓下依时代先后辑录历代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为检查人名的工具书。明末人廖用贤,汇编自周、秦至南宋人小传,仿照《万姓统谱》体例,以韵为纲,以姓为目,撰成《尚友录》二十二卷。明代还有陈湘的《姓林》五卷及托名李日华撰的《姓氏谱纂》七卷等。

清代有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康熙中陈梦雷等辑而未刊行,世宗命蒋廷锡等重辑,雍正四年(1726年)以铜活字排印,仅印64部。全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第三编为明伦编,其中的“家范典”、“氏族典”,辑有姓氏来源及名人事迹,内容繁富。康熙时,还编有一本《御制百家姓》,以“孔”姓居首,满汉对音,并于每姓后标注郡望。汪辉祖(1730~1807)撰有《史姓韵编》六十四卷,收录二十四史记载之人,以列传标名者为主,酌收传主的先人后裔及其它重要人物,分姓汇录,依韵编次,每人注明见于何史何传,辽、金、元三史人名有汉字译音,另为一卷,是我国较早的具有索引性质的工具书。张澍(1776——1847)撰有《姓氏寻源》四十五卷,收录姓氏4053个,考查诸姓起源,博采群书,依平水韵编次,改正历代姓氏书的一些错误。清代的姓氏专着还有:康熙时崔冕所撰《千家姓文》一卷,收录1006姓,联属其文;雍正时熊峻运所撰《氏族笺释》八卷,收录468姓,以文义别为纂次;乾隆时周春所撰《代北姓谱》;嘉庆时任若海所撰《太平图话姓氏综》;陈廷炜所撰《姓氏考略》;单隆周所撰《希姓补》五卷,系补充明代杨慎《希姓录》之作,仍以四声编次,每韵先列原编,次列增补之姓;署为“禾川南里松山逸叟颍侯氏撰”的《历朝人物氏族会编》十卷;黄本骥所撰《姓氏解纷》;李绳远所撰《姓氏谱》六卷,实系抄录明代的《万姓统谱》而成。此外,还有根据宋初的《百家姓》改编的《增广百家姓》和《重编百家姓》数种, 以及有关姓氏的其它一些著作。

现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姓氏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式样繁多,内容翔实。综合性的姓氏书主要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今姓氏辞典》,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贵姓何来》,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姓氏寻根》,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姓氏大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南蛮源流史》、《东夷源流史》、《炎黄源流史》、《夏源流史》、《百越源流史》、《秦赵源流史》,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化大博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姓氏起源》,中国华桥出版公司出版的《百家姓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新百家姓》,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姓氏词典》、《中原寻根—源于河南千家姓》,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认祖归宗—中国百家姓寻根》,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原古国源流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百家大姓源流》、《新编百家姓》等等。一姓一册的专著,主要有:三环出版社(或海南出版社、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中华姓氏通书”,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夏姓氏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家姓寻根探秘”,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的“百家姓书系”、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家姓书库”等。

综上所述,我国的姓氏书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数量由少到多,内容由粗到精,形式由比较单调到多样化,至今已是五彩缤纷,蔚为大观。

研究中华民族的姓氏,是一门科学,我们称之谓“中华姓氏学”。这门科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地名学、人名学、语言学、文字学、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文学等多种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由于中华姓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发展、演变与地理分布,伴随着民族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对它的探讨与研究,需要运用多边科学知识,因此,又可以说中华姓氏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研究难度较大的一门学问。古代有不少文人学士,在姓氏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或搜罗姓氏,连缀成篇,流传社会;或征引文献资料,考证姓氏来源;或历述姓氏世系,汇集名人业绩;或分析得姓受氏情形,予以归并分类,都对中华姓氏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的、阶级的、知识的局限,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有的考证欠准确,有的论述不够系统,有的过于庞杂,有的失之简单,有的互相抵牾,有的讹误叠出,还有一些带有明显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印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前几十年,姓氏学不为人们所重视,没有从事姓氏研究的专业人员,也基本上见不到姓氏著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寻根谒祖热,中华姓氏学应时因势而重新崛起。开始阶段,姓氏研究人员廖廖无几,姓氏著作甚少,后来,治这门学问的人不断增加,姓氏著作也越来越多。今人与古人相比,研究姓氏有更多的优越条件:一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即从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出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为振兴经济服务;二是具有更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如历史、地理、现代科学技术等;三是占有更丰富的资料,如历代姓氏著作、方志、家乘谱牒等;四是有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如运用缩微卡片柜或电子计算机汇集、储存资料,进行考古发掘以为姓氏发源地左证等。凡此种种,都是古代的姓氏研究者所无法企及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当代的姓氏研究水平,远远高于古人,研究成果渐趋全面、系统、准确、翔实。综合性的研究,一般都注意广泛搜罗姓氏,在“全”字上下功夫;然后研究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结姓氏形成、发展、演变的规律,对其来源进行科学的分类;为了便于检索,一些姓氏著作运用汉语拼音,附列了以音节为序的索引。具体到某一姓的专题研究,也大都能弄清其来龙去脉。此类书籍,大体上包括这样几项内容:1.姓氏起源,即论述此姓源于何时、何地、何族、何人,是怎样形成的;2.播迁与演变,即此姓繁衍与发生变化的情况,分出多少支脉,有何郡望,何时外迁何地,何时迁往海外;3.名人业绩,即此姓历代名人事迹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4.家族文化,如家乘谱牒、历史事件、文化遗迹、独特习俗等;5.现状,包括人口数量、地理分布、宗亲组织设置及活动情况等。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在各个方面对中华姓氏学起到了充实内容、完善理论的作用。

    但是,迄今为止,姓氏学中还存在许多疑难问题没有答案,有不少似是而非或错误的说法未予澄清,甚至还有一些研究课题是一片空白,例如:有一部分姓氏,无从知其来源;有些姓氏的起源,多种说法并存,未知孰是孰非;有些姓氏的发源地,古籍未明确记载,或存在不同的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有些姓氏古籍记载的姓氏起源,与正史记载的历史背景及有关情况不符,在记述少数民族姓氏时带有一些侮辱性的词语,均须予以辨正;姓氏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亦缺乏系统的探讨和研究。于此可见,当代姓氏研究者的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而只有把中华姓氏的研究和它的边缘科学结合起来,采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才有可能为中华姓氏学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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