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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与“南阳说”主张者商榷

作者:郑州大学高敏教授 时间:2014/6/25 18:02:03 点击:302 来源:中华邓氏族谱网

核心提示:探讨历史上的问题,必须以史料为依据,切记主观臆测。对史料的分析与理解,也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切忌从主观的意愿出发去任意割裂、取舍、否定和曲解史料

郑大高教授高风亮节坚持襄阳说

各位网友:

今天,我怀着对郑州大学高敏教授深深的敬意,将其20年前撰写并载于《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一书的重要论文《就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与南阳说主张者商榷》于网上推出,以与各位网友共飨。

随后将有网文跟进。

请细读高敏教授的这篇重要论文。

就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与南阳说主张者商榷

高 敏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在今襄阳之隆中,非河南之南阳市,本已早有定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自1987年至今,南阳地区的一些同志,在编写《南阳历史文化名城资料汇编》的过程中,一再撰文论证诸葛亮的躬耕地在今之南阳市而非襄阳之隆中;对丁宝斋同志撰写的《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一文,也进行非难,并提出要澄清这一史实(见《集邮》杂志198910月号),指责襄阳隆中说不是历史事实,而惟独南阳说才是历史事实。为了确立他们的南阳说,在批驳了丁(宝斋)文后,还接二连三地在南阳工人文化宫办的《活动月报》、《南阳集邮》报、《中州今古》及《河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把晋人王隐的《蜀记》、东晋人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及北魏人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史书有关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的记载也一概否定,或谓《水经注》所载的是假的,或说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不可信,就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诸葛亮躬耕隆中的说法也有怀疑,相反,却抬出《路史•国名记》及《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五年条注引唐人张守节《正义》等,并抓住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从今之襄阳隆中在汉水之南的现状出发,去否定历史上的隆中也不在汉水之北的南阳郡,从而肯定诸葛亮说的南阳是指当时的宛县即今天的南阳市而言。这一系列的文章,所造的声势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大有一举而压倒和彻底否定传统的襄阳隆中说的势头。既然问题是如此尖锐地被提出来了,自然会引起史学界的关注,也正如前引《集邮》杂志所说,有必要澄清这一史实

在正式讨论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探讨问题的科学态度问题。探讨历史上的问题,必须以史料为依据,切记主观臆测。对史料的分析与理解,也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切忌从主观的意愿出发去任意割裂、取舍、否定和曲解史料。如果争论的双方缺乏这种起码的科学态度,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然而近几年来,这种缺乏科学态度的争论时有所闻,而且集中表现在各个不同地区对同一历史名人与事件的归属和地点问题的争论上。就我所知,曾经出现过扁鹊的籍贯之争、董允的故居之争、西施的故里之争以及擒庞涓的地点之争、赤壁之战的地点之争等等,不一而足。究其原因,也许同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掀起的编写地方史志的热潮有关,同时也与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各地纷纷建立旅游点的情况有一定联系。在编写各地地方史志的热潮中,确实推动了各地地方史志的研究工作,也解决了不少老问题,还提出了不少新问题,但也不可否认地带来了一些多少带有地方倾向性的争论,特别是同旅游事业的发展和建立旅游点的需要相结合时,这种地方倾向会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以致产生和加剧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争论,尤其要求争论的双方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解决问题,切忌各自站在本地区的立场去是己非人。在解决这类问题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区分历史事实与旅游事业需要的双重办法处理,意即尊重历史事实与照顾旅游事业需要二者并举。所谓尊重历史事实,指某一历史名人或地址,以历史记载为依据,应属于何地就肯定其属于何地,不论其是否有旅游事业的需要。所谓照顾旅游事业需要,是指虽然不属于某个历史名人的故居和某个历史事件的故址,由于其地有建立旅游点的价值与可能,也可以从旅游事业的需要出发而默许其为某一历史名人的故里和某一历史事件的故址。我想,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是否也可以使用这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去解决。采用这种办法,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然后才能考虑照顾旅游事业的需要。这就是说,从史学的角度来说,不应当出现以假乱真和以非充是的状况。

在诸葛亮躬耕地究竟是襄阳隆中还是在今南阳市的问题上,何者为非,何者为是呢?我认为从史学的角度来说,应为襄阳隆中。因为此说有一系列确凿的证据,是无法否定的。南阳说的主张者虽然极力否定这些证据,却使自己的论证陷入了一系列谬误之中。因此,只需要把南阳说的主张者批驳襄阳隆中说的主要证据的谬误和矛盾之处摘拾出来,其说就不攻自破了。为了便于有的放矢地讨论问题,特将南阳说主张者的反驳性文章中的一些论点逐一摘述并加以辨析:

第一, 关于《水经注》所载诸葛亮隆中旧宅事,为孔明隐居襄阳隆中所依据的最早的史料这一说法有误。

《水经注》为北魏后期郦道元所撰,约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期。他在《水经注》卷29《沔水注下》所说的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等语,并非关于诸葛亮躬耕于隆中的最早的史料。因为在此之前的王隐,已在他的《蜀记》一书中说:晋永兴(304—306)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王隐为晋人,死于东晋前期,其所撰《蜀记》可能完成于西晋时期,至晚也应是东晋前期,可见他关于诸葛亮于襄阳隆中的记载早于《水经注》近两个世纪。其次便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最后才是《水经注》。因此,《水经注》关于诸葛亮在襄阳西的隆中有旧宅的说法,并非最早的史料。作者把这说成是最早的史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把《水经注》所载说成是最早的史料,等于降低了这一记载的可靠性。反之,明白了王隐《蜀记》所载才是最早史料的话,就可以证明诸葛亮的故居在襄阳隆中的说法之可信。因为王隐死时已70余岁,实出生于三国末年,自然比较了解诸葛亮的生平事迹,故《晋书》卷82《王隐传》说他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因此,明乎此,就可作出诸葛亮的故居在襄阳隆中的说法,并非晚出,是十分可靠的结论。

何况王隐《蜀记》所说到的刘弘其人,在《晋书》卷66有传,传称刘弘于太安(302—303)中,张昌作乱,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旋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进据襄阳,最后也卒于襄阳。刘弘既于太安中为镇南将军,又驻守于襄阳,那么于永兴中304—306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更是准确无误的,因为隆重近在襄阳咫尺之间,刘弘是绝不会以一方镇之尊而捕风捉影的。加之当时的南阳太守卫展,也在他的管辖之下,假如诸葛亮的故宅不在隆中而在南阳宛县,刘弘有什么必要重襄阳隆中而轻南阳宛县呢?因此,证以《晋书·刘弘传》所云,益知王隐《蜀记》的襄阳隆中说之可信。

第二, 关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载襄阳隆中说”“不可信的武断之嫌。

《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句下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曰:

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这是继晋人王隐之后第二个讲到诸葛亮的故居在襄阳隆中的人。他较王隐进一步的地方,在于既指出了隆中的地理位置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又说明了诸葛亮躬耕时的隆中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南阳郡的邓县。刘宋人裴松之所以引此以注亮躬耕陇亩的话,也在于他明确诸葛亮躬耕地的具体地点和行政区划归属。后人正是根据裴松之的这一注释而认定诸葛亮躬耕于襄阳西的隆中的,而且此说同诸葛亮自己在其《前出师表》中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并不矛盾,从而形成定论的。但是,南阳说的主张者,为了确立其诸葛亮躬耕地在当时宛县即今南阳市的说法,就断然宣布习凿齿的这一说法不足信。何以不足信呢?大约有两条理由:一是《汉晋春秋》已经散佚;二是习凿齿其人主张以蜀汉为正统,其《汉晋春秋》一书,实际是一篇杂文,或者只是草草写成的政论文。 《汉晋春秋》一书今已散佚,这确是事实,但刘宋人裴松之引用它时,显然还未散佚。裴松之是一位很严肃的封建史家,他的引述,一般皆为原文,故其所引《汉晋春秋》此语,大可不必因为该书今已散佚而怀疑及于裴松之的引述。至于说到习凿齿其人,《晋书》卷82有传,他系襄阳人,从少年时代起就以博学洽闻著称。他虽然在政治观点上反对桓温篡夺之谋,但所撰《汉晋春秋》却是一部有价值的史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述甚多,便是力证,何能以一篇杂文目之!正因为他是襄阳人,又熟悉汉晋历史,所以,他对隆中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域的归属,说得一清二楚,且无以隆中归属于襄阳而争夺历史名人的倾向,又何能说他的说法不足信,只是草草写成的政论文呢?因此,对襄阳隆中说的此类确证采取如此轻率否定的办法,实在近于武断。

第三, 对《水经注》关于诸葛亮旧宅在襄阳隆中说法的轻率否定,尤其荒谬。

《水经注》卷29《沔水注下》沔水又东迳隆中句下注云:

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南阳说的主张者,也认为这是襄阳隆中说的一个最有力的史料。但是,他们是怎样看待这条最有力的史料的呢?第一,李安作的文章,不是《旧宅铭》,是祭文(见《诸葛亮集》);第二,李安作的文章,一会儿说是宅铭,一会儿又说是立碣表闾越说越糊涂;第三,永平五年的年号有误,应作元康五年,从这年上溯60年,是魏明帝曹睿青龙三年(235),这时犍为人李安(又名李兴)的父亲李密才14岁,李安是李密的第二个儿子,这时还未出生,怎么会写《孔明旧宅铭》呢;第四,李安写的祭文中有登山远望(实际上是登隆山以远望,不知是有意漏掉隆山字,还是排印之误),轼诸葛之故乡的话,意思是向远远的故乡表示敬意,意即向宛县表示敬意。经过了他们的上述剖析阉割之后,就得出了一个总的结论:《水经注》的这段记载也不足信,甚至是假的

我的看法,同上述南阳一些同志的看法恰恰相反:《水经注》的这段记载,除永平之五年这个永平二字有错误外,其余都是可信的,是千真万确的。某些同志的说法,包括了对《水经注》原文一系列的误解和错误推算。

《晋书》卷66《刘弘传》云:刘弘字和季,沛国相人也。曾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驻于襄阳,也死于襄阳。故《水经注》谓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是符合史实的。又据《晋书》卷88《孝友·李密传》: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晋)武帝(时)……卒于家,二子,赐、兴。……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尚为李雄所攻,使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兴因愿留为弘参军而不还。……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又《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王隐《晋书》曰:李兴,密之子;一名安。据此二者,知《水经注》所谓(刘弘)与犍为人李兴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等语,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至于习凿齿的《诸葛武侯宅铭》,见于唐人徐坚业《初学记》卷24《居处部·宅第八》,张澍辑《诸葛亮集》附录卷2也收录了此铭。说到隆中有诸葛旧宅,已见于王隐《蜀记》。因此,《水经注》的上述记载,除永平之五年句年号有误外,全部是有根有据的,因而是可信的。

南阳的一些同志认为刘弘命李兴所作之文,在《水经注》中作《宅铭》,在王隐《蜀记》中作立碣表闾,好像有矛盾,其实作《宅铭》与立碣表闾是一回事,并无矛盾。至于清人张澍辑《诸葛亮集》把李兴文标为《祭诸葛丞相文》,实系根据其内容而定名,如果说有误,误在张澍而不在《水经注》。因此,仅仅根据这些细微的非本质性的差异,而得出越说越糊涂的结论,恐怕糊涂者并非别人。

至于南阳的同志把永平之五年断定为元康之五年,简直是一个大笑话。遍查历史年表,有永平年号只有两个:一个为西晋惠帝有永平年号,只有一年,为公元291年,且在永兴年间之前,因此决非这个永平。另一个为北魏宣武帝年号,永平元年为公元508年,且也只有四年,永平五年四月便改年号为延昌,关键在于它远不是在永兴中之后60余年,因此,也不可能是这个永平。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水经注》这个永平之五年永平年号有误。那么,究竟是什么年号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王隐《蜀记》中所说的永兴中为基点,再向后推60余年便可找到。又据《资治通鉴》卷85《晋记七》,系李兴之从罗尚处出使到西晋镇南将军刘弘处的年代于惠帝永兴元年(304),那么,李兴之写诸葛宅铭,确在永兴年间。从永兴年间下推60余年,只有升平及太和两个年号可以当之,说什么也轮不上元康五年。那么,南阳的同志何以会认定永平之五年应是元康五年呢?大约是他们从年表上查到惠帝的永平年号以后,由于永平无五年,而元康有九年,从而就断定永平应作元康。殊不知他们这样的说法,根本忘记了王隐《蜀记》所说永兴中这个推算的基点。

由于他们忘了永兴中这个推算基点,更错误地把元康五年作为《水经注》所说的后六十余年的推算起点,于是从此上推60余年,便变成了曹魏的青龙三年(235),这时李密才十多岁,根本不可能有第二个儿子李兴,从而得出了李兴不可能写诸葛宅铭的结论,也就一下子把《水经注》(这条史料)给否定了。遗憾的是:错误的并不是《水经注》,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一是错于把永平五年定为元康五年,二错于以元康五年为基点向上推60年。造成这两个错误的根源,还在于他们忘记了王隐《蜀记》中说的李兴写宅铭在永兴中这个关键年代,《水经注》所说的后六十余年,系指永兴中以后60余年。由于忘记永兴中这一关键年代,以致把永兴中明明可以写诸葛宅铭的李兴,说成还没有出生,把一切都弄颠倒了,简直令人齿冷。

至于李兴在其《宅铭》中所说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并不是指隆中的地理位置在沔之阳,而是指刘弘奉天子之命驻军于沔之阳,以镇压张昌起义。李兴文中所说的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也并不是向远远的故乡表示敬意,而是向近在足下的诸葛亮故乡表示敬意,因为这里的隆山,明明是隆中之山,所谓远望,不过是登高望远之意,并不是诸葛亮的故乡在离此很远很远的宛县。因此,在这里又包含了南阳的某些同志对李兴宅铭的一系列误解。

第四,关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所说诸葛亮隐居于南阳的诗文的理解问题。

当南阳的某些同志轻率地否定了襄阳隆中说的一系列确证以后,便列举南阳说的正面证据。其中李白、杜甫与刘禹锡的诗文,就成了救命的法宝。如刘禹锡在其《陋室铭》中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李白的《南都行》中有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杜甫的《武侯庙》中有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由于这些诗文或说南阳有诸葛庐,或说诸葛亮隐居在南阳,于是就成了南阳说的证据。实际上,这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在于文人的诗文有其文学上的特征,含义比较隐约、笼统或意在言外,不像史书记载那么准确,一般不能作为直证性的史料运用;原因之二,在于这些诗文,大都是根据诸葛亮自己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而来,并未去考究这个南阳究竟是指什么地方。因此,尽管一些大诗人有这些诗文,也不能作为南阳说的论据。

第五,关于今之襄阳隆中在汉水之南,即使它当时属于南阳郡的邓县,也与秦、汉时的南阳郡在汉水之北的地理位置不合的问题。

说实话,南阳说的主张者所列举的许多理由中,惟一多少有点道理的,就是这一点。即秦汉时期的南阳郡,都在汉水以北,即使今襄阳隆中属于南阳郡的邓县,也可以泛称南阳,但今之隆中在汉水之南而不在其北,因而同当时南阳郡的地理位置不合,故诸葛亮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南阳,不应是指今之襄阳隆中,而应是指当时之宛县即今之南阳市。

不过,单凭这一点尚不足以确立南阳说;即使这种说法准确,也只是孤证,而且不是直证性的孤证。何况,当时的南阳郡以汉水为界的说法,也可以作出其他解释:如果说一般说来当时的南阳郡在汉水之北,也不能绝对排除有个别地方在汉水之南,此其一;今之襄阳隆中在汉水之南,并不等于说汉末三国时期的隆中也在汉水之南,要知道水道的变迁是常有的事,此其二;唐人李吉甫修的《元和郡县图志》,就把襄阳郡与南阳郡的分界置于万山,今襄阳西之隆中便划入了南阳郡的邓县境内;后来明万历年间修的《襄阳府志》,也把万山作为襄阳郡与南阳郡的分界线,则今襄阳之隆中,本来就在汉水之南的,而且是属于南阳郡邓县管辖的,此其三。由此可见,当时南阳郡的辖区及其同南郡的界线划分与边界走向等等,还有探讨的余地,不宜断然说谁正谁误。

如果从上述南阳说主张者的整体证据来说,尽管有上述这一点小问题尚难断定,主要证据是站不住脚的,从而南阳说是很难成立的。何况还有一系列问题,都使南阳说的主张者无法作出解释。兹略举数例如下,聊致质疑之意。

第一,《水经注》除了记载了刘弘命李兴于襄阳隆中为诸葛亮旧宅写铭之外,还记载了徐元直、崔州平、庞德公及司马德操等人的旧居也在襄阳隆中附近一带的情况,这同《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载诸葛亮躬耕陇亩时,与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友善的事实是符合的。如果诸葛亮的躬耕地不在襄阳隆中而在宛县,试问他们何以能经常见面呢?因此,《水经注》所载上述诸人的旧宅所在地,也可以作为诸葛亮躬耕地在今襄阳之隆中的旁证。

第二,汉末南阳郡特别是宛县所在地区,几乎是战火连绵不断的地方。董卓之乱,先是袁术据南阳,把南阳地区蹂躏得不成样子。初平二年(191)又与荆州刘表发生战争,战于樊、邓之间。及初平四年(193),袁术为刘表所追,只得逃到陈留郡一带。到建安元年(196),张绣统张济之兵众屯于宛,南阳又成了张绣的地盘。从建安二年正月起,曹操与张绣发生战争,张绣降而复叛,且与刘表联合,直到建安四年(199)八月张绣再次投降之前,战争始终在南阳地区接连不断。建安四年之后,曹操据有南阳,又同据有荆州的刘表相持不下。建安六年(201)刘备投依刘表,曹操在逐步略定北方的同时,也不断从南阳出发同刘表争夺,到建安十三年便大举攻刘表。由此可见,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时期,正是张绣盘踞南阳和曹操据有南阳同刘表展开拉锯战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抱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为宗旨的诸葛亮,何能跑到战火纷飞的中心和先后为张绣、曹操控制的心脏地带——宛县去躬耕呢?因此,从当时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着眼,诸葛亮是不可能躬耕于宛县的。

第三,《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这里说亮在荆州,同诸葛亮躬耕地襄阳之隆中在刘表辖区内的情况正合。一些中原地区的士大夫都跑到荆州地区来,而且在建安初年,同诸葛亮躬耕陇亩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想法和做法完全一致,也同样说明他们的隐居地不可能在南阳之宛县。何况当孟公威思念家乡时,其返家的方向是北归,假如他们同在当时南阳的宛县,孟公威要回汝南郡应当是东归。因此,只有在今襄阳的隆中一带地区,才能言北归,岂不是又可反证诸葛亮躬耕地的方位确不在今南阳市一带吗?

第四,今襄阳西的隆中一带,山清水秀,风景甚佳,还有肥沃的田地可供农耕,不像南阳卧龙冈不宜于农耕的状况。以今推古,这两地的自然景观应当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两相比较,显然是襄阳之隆中宜于作为诸葛亮这样的士大夫的隐居躬耕之地。

上面这些疑点,既是南阳说所难于回答的,又可作为襄阳说的一些旁证或理证。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从尊重历史事实出发,应当肯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西之隆中;如果从旅游事业需要来说,南阳市也可以保留其原有的碑碣与做法,只是不必要否定襄阳说,更不必为此大动干戈而已。

 

198912月匆草于郑大平房院翘楚斋

 

高敏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秦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博士生导师。

(载于《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5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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