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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通与汉文帝刘恒---读《史》随笔

作者:孤峡山人转载,作者不详 时间:2014/6/25 12:57:42 点击:436 来源:中华邓氏族谱网

核心提示:对西汉经济发展,曾作出过不可磨灭之重要贡献的邓通,却被淹没于《史记·佞幸列传》,成为众所嘲弄,甚至侮辱的对象

碑刻《史记》

1

近日,应友人刘XX之邀,到过一趟北宋早期诗人苏舜钦的故乡。现在中江县的广福之“状元故里”,就是原苏舜钦祖父-苏易简的出生所在地。

这里,也是汉代邓通,“鼓铸”其“邓氏钱”的一个所在地。广福宝峰小学对面石刻上,保留有关于邓通,非官方的一个民间版本。

惜乎对西汉经济发展,曾作出过不可磨灭之重要贡献的邓通,却被淹没于《史记·佞幸列传》,成为众所嘲弄,甚至侮辱的对象。

到底是“侫”乎?“媚”乎?抑或于其“尊幸”之中,包含着司马迁似的一大“冤情”乎?古人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所谓“侫”者,如除去其中的“奸”,则何以为其“侫”?古语谓:近贤臣,远小人。而《史记》称邓通,一生“愿谨”,“不好外交”,虽无“伎能”,却为西汉,打造出一片所谓“邓氏钱”的金融天地。

我面对其“侫”,一片茫然。而邓通,在《史记》中,“侫”名虽至,而其为奸之事,却无“实据”。其“幸”,于刘恒有之;而其“侫”,对邓通,实为其“冤”。

应该说:“幸”而不“佞”,这是太史公所留给后人的是“不可不察”之“悬想”的一个偌大空间。

《史记》上说:

(汉)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次)数。官,至上大夫。

又说:

于是,(汉文帝,公元前179157在位)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司马迁所指出的,是汉文帝的“尊幸”,而非邓通令人鄙弃的“奸侫”。楚汉相争结束,刘恒上台前的几百年间,战乱不已,空虚的西汉国库,财政可谓十分地困窘。

所谓“以十数”的巨额赏赐,只不过是让其动心,并且让其死心踏地,为自己的皇权去效忠卖命而已。

在当时的情形下,汉文帝对邓通,其所谓的巨额“赏赐”,拿现在的话说,只不过是“空手套白狼”的一种手段,或云发展经济的一种“策略”而已。

一张以皇帝权威所署名的“白条”,并非是即说即兑。如刘邦之于韩信,让韩信夺得鱼盐之利的“齐地”,当所谓的“真齐王”,只一颗“印鉴”而已。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胸有成竹”的刘恒,所倍加看重的,仅是邓通“不好外交”之异于常人的一种特有品性。

同时,国库空虚下,这种韩信似的“白条”处置,于当时的朝野,无论是刘恒“新党”,还是“吕后时代”的原有“旧臣”,大家无不心知而肚明。

所以,一个“官至上大夫”的虚有“衔头”,对“老实巴交”的邓通,并不具什么动心的诱惑力,也不会掀动什么大的“朝议”。

天降“馅饼”,不过是其钩上的一点诱饵。这个道理,邓通虽愚,也不会无所“悟”。所以,其结果便是邓通将其利全部,并且“负债巨万”地奉献给了朝廷。

故司马迁评议其人曰: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而《侫幸传》中的别人,均以其色、身、艺的所谓“伎能”以“媚上”。而邓通,却不是这样。

所以,司马迁再再强调,邓通“无伎能”,“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意在说明,邓通不是以其色、身、艺事人,而是以邓氏钱“媚上”。

汉文帝时,朝野“衮衮”诸公,对邓通这种经济上的“异能”之士,即使官至“上大夫”,也不会被视之为“士”。

邓通与司马迁一样,均为“娼优”之属。在汉代,在世俗观念上,一律均被谓之为“媚幸”。这是最大的不公。

所以,邓通只不过是司马迁的另外的一个影子而已。

其实,自蜀严道、铜山“铸钱”的拟议,到“邓氏钱”布天下的所谓“富有”,也应该是一件不怎么“轻松”的事情。

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让邓通去打下一片“邓氏钱”的天下,用“披荆斩棘”四字以概其本事和能耐,大抵不算过分。

邓通,在当时士大夫“衮衮诸公”眼里,于安邦、定国之外,均属“无伎能”,也“无他能”,而在经济上,开辟天地的一代“幸”才。

这,便是当时不合“时代主流”的一种观念,怪不得一代“史才”,开辟一片“史学天地”的司马公。

所谓“自铸钱”,乃属国家所允许之民间的“铸币”行为。由于汉文帝刘恒,实行其富民强国,与民休息的国策,迅即稳定了政权,给国家带来了和平安定。

接下来,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社会对货币的客观需求,国家所操纵之“邓氏钱”的事业,也随之而发展壮大,突破到了“严道”之外的一些地方。

记忆在山崖上的往事,永远地补充着“纸上”《史记》的诸多失误与不足。看来,广福这地方,则是“严道铜山”公文之外的另一个中心。

邓氏钱的发展,使铜山和严道,成为了“蜀”字之下的一个并列词。或许这也是后来,邓通所留给景帝之“盗出徼外铸钱”的一个,无可更改的历史“罪证”。

2

俗话说: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才是永恒的。而经济,则是文化展现之先驱和土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经济,“抚育”出一方文化景观。

现在的广福,其历史记忆的文化景观,则如明代万历王介贤《铜陵记胜碣》之所说:“渊源”于汉文帝时的“邓通现象”。

邓通对广福,有其“经济开发”之功。邓氏钱,或云经济,方使这片土地,得以“人杰地灵”起来。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虽兵燹战祸,其人脉也不会因之而断绝。

这片土地,其久远的情形,已湮灭不可知。而从《铜陵记胜碣》等碑刻《史记》,可寻其一些“繁盛”的历史陈迹。

其“人杰地灵”的历史陈迹《记胜碣》说:

铜陵主山,来自中江南里。其地,名驷马丫。劈枝东南,行百里许,降而成麓。相传旧学在焉。今乃俗名其地曰“夫子殿”。

余初来时,于麓之首,得一石柱,乃宋时进士题名也。计围六棱,高可七尺许。上、下,皆横刻雁行;中列铜乡当年甲科姓名,与各授官之差。顾剥落太甚,隠约可辨者二十余人。而苏门三世,因可考见。

又说:

有溪自兑(西)方来,宛委清扬,名曰玉江。上、下隈曲,皆自南山分,枝踊而为峦。阜名宝峰。上宝峰,如盘龙之踊。其中阿,即旧县制所。昔之为厅事,为仪门,为邮驿,乡人皆一一指点。其处,有碑欲仆,乃宋参军赵鼎吉记修。

文多漫漶,内有云:苏易简,国初进士第一,蜀诗文发祥,权舆此地。其来,岗有废址,相传为“苏状元故宅”。下宝峰,如游鱼,凹而复起,横立中流,而江水因之而摺叠。佥曰:此“前汉邓通”鼔铸之所。故老相传,通在上偶遇秋涨,洪波逾凹七日,守灯而忘其为火也。遂以饥死。往迹依然,历考方书,所记皆同。但与《史记》,弗协(不一致)。

邓通“守灯而忘”,意将“灯”视为“鼔铸”钱币的“炉火”,这是何等的一种忘情的敬业? 所谓“故老相传”的这个地方型《史记》版本,我很相信。

因为,它切合其“愿谨”与“自谨”之不张扬的个性,也回答了汉文之所以“尊幸”邓通的一点缘由。

没有不上战场的将军,自然也没有“愿谨”的邓通不在“铸币”现场的道理。即使刘恒下令“休士洗沐”,大臣们也不见其身影,却原来,他跟本不在京都。而负责皇家“记行”的“右史”,则在其记事本上的名单上,写下了“不欲出”三个字。

而成书的《史记》,力求其文字完整,语义明确。但《侫幸传·邓通》,总让人有“前言不搭后语”之嫌。

司马迁著《史记》,已是刘恒的孙子“武帝”执政。时、空轮转,相距七八十年。邓通铸钱的往事,早已作风云散。

所以,《史记》只能根据档案说话。而档案文字,和实际的情形,总是有一定距离的。媚时的史家,无不在其差距上做文章。

《记胜》文字,所向人述说的,是一种“人杰地灵”的美,“人文景观”的美。而另一则刻在碑石上,早于明万历六七百年,所展示的,则是另外一种“时令”之“人化景观”的美。

唐开元18年,崔元邕所造之“人化景观”美,《唐开元石亭记》碑文,有云:

然崔子,名族之秀,美干于事,适于其时。爰岩崖用,伸结构岭。岩以高敞,壑空洞高。傍开种柳,横阶石栏约砌。韶月,则娇花乱入;如暑,则新藤竞垂。绿苔缀线,红藓织锦。俯伏江浒,辫联道周。

是以,驻“征盖”于浮云:常鸣斑马,握离杯于沟水;促转飞鸿,俟将来之吾浦。

大唐天宝安史之乱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开疆拓土,与外界作经济文化交流之“意气风发”的繁荣时代,所以有其“驻征盖于浮云”之语。

据碑文:在这里,自西汉以来,宾客常在此迎来送往,别愁酬劝。以此,似可测知:唐以前,因“邓氏钱”的一些由头,已使这儿成为南来北往,东来西去的一大通道。

四十多年前,我曾客教于此,并在这里,吃尽了“文革”之苦。当年,故老不避其嫌,无视于我头上的“桂”冠,频频向我指点“邓通铸钱”的“矿洞”,邓通的铸钱所。

在那无书可读的年代,易老先生示我一家藏善本,让我一边在玉江钓鱼,一边习读武英殿版《史记》,探讨邓通铸钱。

易老先生,还将其所珍藏的《唐开元石亭记》拓片示我。现在虽韶华已逝,但记忆犹新。并且时时念叨。

易老先生,长者也。学识深厚务实,诲人不倦。一代书法大家。本土人,与我同时就教于广福中学,也同时被牛呼而马呼。

邓通悲剧

1

邓通,四川乐山地区的一介草民,即便是在皇家,也不过是一个“黄头郎”,一个为了自己吃饭穿衣,不得已而穿上黄色的特制工作服,给王爷们去捣弄船只的小船工。

刘恒与邓通相遇,刘恒是主动方。他们交往的动因,《史记》交代,源于刘恒的一个“登天”梦。其梦,发生的具体时间,史记上并没有说明。

至于邓通为什么要穿黄色,而不是其它色的衣服,这到有一点“五行生克”的缘由。汉属“土德”;土克水,让汉家的土德去“克”水徳,不致反被“水”所克。

土色黄,故作水工的邓通,穿黄衣服,以示其有“克水”的意思。

而刘恒当上汉文帝,还是在“诸吕之乱”平定之后的事,不能前后混淆。“诸吕之乱”前,刘恒在远离政治中心的东北边陲“代地”,作一个好似“不与人争”之老实的代王。

刘恒是薄姬生的儿子,刘邦诸子,排行居其中。次于刘盈,吕后所生,汉惠帝;长于如意,戚夫人所生,母子均被吕后所残杀。

刘恒,虽在远离其中央的代国封地,但到底还是一代君王刘邦的“骨肉血脉”,多少也还是心系其“中央”的。

虽心系中央,但吕后当政,骄横跋扈,黑云滚滚,何敢妄想?

孔子说,一个人的性格,是天生成的。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一定的特殊环境下,“率性而为”,是其本性。所以,提倡“修道之谓教”。

老子也说:修之身,其徳乃真。修之家,其徳有余。修之乡,其徳乃长。修之国,其徳乃丰。修之天下,其徳乃博。而“徳”,老子认为在于其“涵养”的过程。

刘邦在剪除“陈豨”之后,定代地,立“代王”,刘恒虽稚,但得赴任。有远离其政治中心纷争的安静条件,随其母以习老子治国之学。

从老子之所谓的“邦国”,是刘恒迈向其“天下”的一个大坎儿。邓通在此时“遭遇”刘恒,对刘恒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标志性之的事件。

一天,刘恒做了一个“登天”美梦。梦“欲”上天,而天却“难上”。没想,“一黄头郎”,从后一推,他便飘飘然地登上了云端,来到“向往已久”的天空。

梦者,喻也。意外登天的刘恒,想看一下那“助己”上天的人。回头“顾见”,那“助己”的,不是常存于意念中的飘髯老翁,而是一个普通的“黄头郎”。

档时他想:那人,怪怪的,竟然“衣尻带后穿”。他记住了那特征:一件对门襟,正衣反穿着,屁股后面,还“吊”一根招摇的带子――

他觉得:那样子,不免有些好笑。

一阵好笑之后,刘恒静下心来:莫非是“徳道名世”的老子,以其“民本”的思想托付于自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成于垒土:他不禁脱口而出。梦醒,史记说他“觉而之(到)渐台”,去找那个“助己”的人物。

所谓“渐台”,也不在长安,而在“代国”。它糊弄了一些人,作了错误的剪辑,让人觉得是在“长安”。

司马所使用的,是一个“借代”修辞格。

唐张守节引《括地志》说:渐台在长安故城中。《关中记》又说:未央宫西有苍池,池中有“渐台”,王莽还死在那里。

其实,“渐台”,也就是一个水边的意思。我相信,代国王府,不会没有一个类似于未央宫-“苍池”的水边。

到了“渐台”,刘恒按梦中的图影,搜求那上了心之“推己登天”的相似物。皇天不负“苦心”人,找到了。

那“相似”者,而与其梦中样子完全“契合”。仔细端详之后,不禁一阵暗喜,感叹而言曰:真如“梦中之所见也!”

刘恒“召问其姓名”,回答:姓邓氏,名通。

刘恒,更是喜上加喜。不禁连声:“登”而得其“通”,好名字,好名字!

周文王“梦熊”而得子牙,刘恒梦黄衣而得一邓通。心通而神通。刘恒经营西汉,而得其“潜意识”中所谓的“神通”。

古人敬神,如神在。敬者,“尊”也。其“神”在哪里?对刘恒而言,那“神”,就是眼下“鲜活”的邓通。

2

邓通进入其“代国王爷”生活,自然使刘恒的心胸,思考问题的方向,发生了“质”的根本改变。

其心境常驻,可一言以蔽之曰:阳光灿烂,万里无云。

在中国历史上,刘恒所以有大成就,与“邓通”这尊“神”的作用,应该说:不无“意念上”的直接关系。

如果之前,不过谨是一以“玩乐”为主的“代王”;其后,则俨然是一个“备用”的大汉文帝。

刘恒,一通而百通。在思想境界,也俨然是《老子》之一“方家”。论世视物,无不以其“民本”“无为”为务。

以“夫唯无争,故无尤”而继其大统。“如愿以赏”之刘恒,即着眼百姓生计,陪补国本,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开发市场。

并以“不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的话,消解着官员们的“浮躁”情绪。从而造就了,大汉史上“文景之治”的一代风光。

但是,“另类”思想体系,及其所作所为,也并非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包括睿智如司马迁,也游弋于其“尊”或“媚”之间,拿捏不准。

3

以《老子》之理性思维,所培植起来的刘恒,地位虽变,但对邓通“尊幸”之情,并未稍改。

刘恒始终不敢用“亵渎”之意以待之。司马迁或许也明之于此,所以在其笔下仍不改其口,说邓通是一个“地道”的老好人。

邓通本人,虽“尊幸日异”,也仍是一个“独立不改”的“自然”人,不改其固有习性:一不放荡,保持“愿谨”;二不张扬,“不好结交”。

即使皇帝下令“休士洗沐”,也不稍变改而“欲出”。拿现在人的话说,可谓是“土”,“土”得“掉出渣儿”来。

所以,考究起来,司马迁所用的“尊幸”二字,其实是偏于“尊”的一个偏义复组。其“幸”,仅是一个“亲近”的意思。

非如现在有些人之所说,偏于“男男”之间,“令人发呕”的一种下流“猥亵”。

于是,刘恒以天子之“尊”,力排众议,以其“巨万”之数,十多次地“赏赐”邓通,让其具备个人经济实力。效“陈平故事”,好为他办“大事”。

还让其“官至上大夫”,目的在于:提高邓通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使具备扩展“帝王金融”业的声望,让其在帝国经济的发展中,能大展其“宏图”。

无怪,在其殉职之处的“铜陵”当地,要将他“敬”之为一尊财神。所谓“上大夫”,非同等闲。古代统治阶级,在国君之下,为其王权服务的,有卿、大夫、士三级人才。

而大夫,也有上、中、下三等;而邓通则‘高居’其上。“无伎能”,且又“无他能”,而高举其上,对“世俗观念”而言,非“媚”而何?

不管是哪一种人才,以司马迁“愤激”之语说,在帝王圈里,都只不过是:“毁誉在我”,非自然独立的“娼优”之类的一件物事而已。

在中国,儒家言“义”而不言其“利”。读书人,则纷纷养成其一个“谬蹦”风雅的习性。实则大家均在其所谓“义”的旗子下,暗地干着“偷天”“换日”的勾当。

我想,司马迁也不免其“俗”,使难得一见的历史性的“邓通现象”,不得已而归入其“侫幸”的异类,让其在“模棱两可”间摇弋不定。

司马迁受“腐刑”,由太史令升而为皇权核心的“中书令”,说不定自有类似于邓通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内心苦衷”。

4

刘恒,是西汉一个雄心勃勃之主,一心发展经济,使民富而国强。百业待兴,自然在意于各业之流通的“邓氏钱”。

故刘恒,“于是赐通”回四川,在“严道”及其所有的“铜山”“自铸”其钱。也就是说,刘恒给了邓通一个运用自如的“中央政策”。

邓通在“读书人”堆里,虽无供人玩弄之所谓“媚人”的其它“伎能”,但忠厚老实可靠,不会败坏其朝政,叫做信得过。因其未公开招标,故也可以谓之为“幸”。

在金沙江边长大的邓通,知道“钱”在经济中,特具货殖之利,对工商经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凭着天子的器重,雄富的声望,邓通不负汉文帝之所托,“邓氏钱”,不仅在巴蜀大地,而且“布天下”,流通于全国。

汉文帝之所以能“文”之于天下,“邓氏钱”不能不说没有邓通个人所倾注并付出的全部心血。

《史记》说:“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又说:刘恒的儿子汉景帝“诬陷”邓通,籍没家产时,其“负债数”,竟然高达“巨万”。

最后,弄得无以为生,竟至“不名一文”地“饿死人家”。而云天下巨富,饿死以终,其反差之大,不得不令人泪眼蒙瞳。

5

也许,人们要质司马迁:“邓氏钱”哪去了?或许司马迁先生会告诉我们:“媚上”去了呀!

邓通,仅是巴蜀大地的一个放牛娃。天底下,没有放牛娃将牛卖了的道理。而企业的主人,或云当然法人、执行董事长,则是汉家皇室。

有人说:人情没有纯净,世态没有平衡。司马迁的一个“媚”字,道尽了事情全部的一种“委曲”和“玄机”。它,栓着人情、世态的三大方面。

一是利益的直接关系人:邓通和汉文帝,在明处;

二是旁观的第三方,暂时还是非执行董事长的汉景帝,及其利益攸关的一方,暗处。

其“媚”大矣哉。受之者,欣然,舒坦;施之者,却是“谨”然,小心翼翼。而旁观者,却羡慕,嫉妒,并不解地,嗤之以鼻地“咄”然。

加之景帝内心,隐藏着一个无以公开的天大“秘密”,令邓通不得不“冤哉”而且“枉也”。其“秘密”之所以产生的由来,《史记》说:

文帝尝“病廱”(毒疮),邓通常为帝“吸吮”之。

文帝(故作)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

通曰:“宜莫如太子。”

过了一段时间:

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太子)吸廱,(太子)吸廱,而色难之。

己而,闻(太子听说)邓通常为帝吸吮之,(太子)心惭。

由此。(太子)怨(恨)通矣。

可怜的邓通,夹在汉室皇权父子两代人中间,染上了一个所谓的夹湿“伤寒”的绝症,却无以“自知”。

我相信,太史公是饱含热泪,根据档案去“述说”这个故事的。

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

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作”徽“字解)外”铸钱。

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结)案。

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债)数,巨万。

这,还不算是“布天下”之“邓氏钱故事”的终极点。在威威皇权之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墙倒,众人推;屋漏,偏遭连夜雨,也属“自然之理”。

在乌黯的巍巍云层中,也有些许亮光,即景帝的大姐---馆陶公主。

但她虽是“爱莫能助”,但终究还是为历史,暗示了一个“冤曲”的“例证”。

应该说,景帝的大姐,“长公主”---馆陶,属于刘恒父党。因其年长,知道邓通与刘恒少年交往,景帝的“心里疙瘩”,明白事情的子午卯寅,深知其“冤”。

但她,即使同情邓通,也是无以为力。只能小帮,不能大补。

所以,太史公说:

长公主“赐”邓通,吏(官员)辄(就)随没入(随即收归国库)之,一簪(一根簪子累得东西,都)不得著(穿戴在邓通)身。

于是,长公主乃“令”(省略:人)假(代她给予)衣食。

在巍巍皇权网络的威压中,馆陶公主都无以冲破,何况其后相距几十年的司马迁?

景帝手下的“吏”,也无不以为难于邓通为“娱”。即使是馆陶,也不放在眼里,统统予以没收。即使“一簪”之物,也不予留下。

不得已,馆陶“下令”托人,代表她去办理“供给衣食”的事情。

世事艰难,无以想像,与我们在文革的情形,大抵相同。

可怜的邓通,最后还是不得已,活命无望“饿死”以终。

                                         200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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